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易学与比较哲学”圆桌会议综述

温海明

（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2018年8月13日至21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国际易学联合会分别在14日下午两点和四点，15日下午四点举办了三场“易学与比较哲学”圆桌会议。来自海内外的数十位易学教授和专家们围绕易学国际化这一学术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晶教授发表了《试析中印思维模式的特点——兼论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的论文，孙会长指出，中国和印度同属东方文明古国，两国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印度文化深深地渗透到中华文化之中，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去发现传统文化中还活着的东西，使之发扬光大而服务于现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通过对印度思维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分析，提出印度思维模式的特点以及与中国的异同之处，并将其归结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东方智慧。同时为了彰显出东方文化的特性，充分肯定和争取东方的话语权，特别对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这也是对未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的展望。

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著名学者朱高正先生发表了《康德与<周易>关于革命学说的比较》的论文，他从康德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入手，对康德关于革命的学说的学术源流，思想理路、主要观点等做了深层次的考察。他以革卦为例，在分析比较康德与《周易》革命学说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东西方哲学对于革命学说的异同。朱会长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周易》是代表东西方的两座学术高峰，康德颂扬法国大革命为“神圣的事件”，就像孔子在革卦的《彖传》中称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样，并没有完全否认革命的正当性，但都强调革命可能为人民、为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因此要极为审慎来处理革命的问题。两者所不同的是，康德立足于西方自然法传统，融合霍布斯、洛克、鲁索与孟德斯鸠等人的国家学说，在其批判的理性法体系中论证国家的必要性，从而否定革命权的提法。而《周易》卦、爻辞的作者周文王与周公，在系卦爻辞的时候，正处在文王的长子，即周公的大哥，也就是武王姬发讨灭商纣王的前后，因此革命思想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一般人对于革卦要人对于革命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鲜有理解。至于历代注家对革卦的阐发和留下的丰富思想遗产更加乏人问津。其实，历代注家对革命的阐发远非近现代西方的革命理论所能比拟。朱会长引用道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读一部《华严经》还不如读一个艮卦”的话，说明研读康德的国家学说还不如好好读懂一个革卦。

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温海明教授发表了《周易的哲学思想》的论文，他指出，《周易》最重要的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研究《周易》是为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先人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趋吉避凶，必须对大自然的规律进行探索，于是通过观察宇宙，创造出《周易》。后人通过学习《周易》，将《周易》的道理与人心合一，从而达到心易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便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所以，学习《周易》，要学会打通天道人事，使人推演、了解进而顺应天道。《周易》中的天道通过阴阳来表达，人要能够领会阴阳之意，通过卦的刚柔相互推移来体会天地和人事变化的道理，以参悟人天之意。总之，学《周易》是为了通达天人。《周易》是本讲象的书，通过形象来对大自然进行模拟，以阐发背后的易道。道存在于以气为本体的万物创化过程之中，这其实就是《周易》的创生论。探察几微是《周易》认识事物的根本原点。《周易》命运观是相容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可以共存。《周易》教人修身养性，学达性天，《周易》之教从根本上说是动机论，而不是后果论。人们通过学习《周易》，领悟易道，能够使自身达观，修身养性，治国济民，成就事业，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实现人心与宇宙规律之间的和谐，达到道济天下的“大人”境界，不断扩展心念，修养成为具有宇宙意识，能与天地变化相和谐的“大人”，也就拥有时刻推演易道，进而运世之化的能力。

济南大学赵薇教授发表了《略论<周易>二重性质对战略管理的启示》的论文。赵教授指出，《周易》是中文化的源头活水，纵观《周易》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在历史中的应用，《周易》一书的性质是“卜筮其表，德义其中”，《周易》的二重性质被历代的领导者广泛的应用到治国的方略中，起到了安邦定国的作用，对今天的战略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赵教授认为，《周易》可为领导者提供战略理论与方略的指导，提升领导者的境界与境遇的智慧，既有修身齐家的功用，也有兵家战略预测、克敌之用，还有纵横家纵横捭阖之用，更有政治家的治国之用。它是一本通过各种外在复杂的种种现象，来探究事物内在变化发展规律的学问，《周易》的二重性决定了它是一部教人体察大道，把握大道，运用大道的战略管理书。

广西大学郑朝晖教授发表了《论今本易经的互文言说》的论文，他指出，互文视角是解决象辞相应之理的合理路径。传统易学注疏中的互文概念，兼具互文修辞与互文性两种涵义。基于卦象的交互特性而形成的互文关系，实际上是以象辞互文为原型的。汉易、宋易、现代易学分别以象辞单言、象辞互渗与象辞整言为关注中心，而三者事实上不可分割，它们构成了象辞互文的动态过程，即象辞互言经由象辞互渗而形成象辞整言的过程。经由象的类型化、辞的义理化以及象辞譬喻化的诠释历史，象辞互文最终成为基于明晰性的对话性反思文体，从而能够引导阅读者参与易学义理的构建过程。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张文智副教授做了题为《<周易>哲学视野下的仁本体及其发用》的发言，他指出，先儒及当今学者往往将《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中的“元”即“乾之元”与“仁”及春天相配应，而没有把“乾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来看待，如此则不能确立“仁”的本体地位。在《周易》哲学中，“乾元”与“坤元”分别对应两仪中的阳仪和阴仪，而作为阳仪的“乾元”直接先天太极，亦即先天太极之纯阳之气在两仪生成之后，仍存于阳仪“乾元”之中，故“乾元”与“先天太极”从本体的角度来说皆指宇宙之本体或本源。“乾元”之气不可见，而其用可见，见于全易之阳爻而称“九”者，凡阳爻皆为“乾元”之用，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相应地，“坤元”“用六”。“坤元”亦为“乾元”太极所生，其气亦不可见，而其用可见，见于全易之阴爻而称“六”者，凡阴爻皆为“坤元”之用。“乾元”主施，“坤元”主受；“乾元”主始，“坤元”主终，故《坤·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有始有终，才能体用合一、体用兼备。因此，只有把“仁”与“乾元”及先天太极相配应，其本体地位才能得以确立。“乾元用九”之“见群龙，无首吉”之境即先天太极之境，亦即“至善”之境，可通过“定、静、安、虑、得”等次第修证而得。此为儒门心法，自孟子之后失传。而后儒之主静坐者，皆因不明《周易》哲学之本体宇宙论而不得达此境界之门径。“乾元”及先天太极发用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仁”体亦如之而发用于与其相关之各种德目之中。仁、义、礼、智、信、勇、生生、通、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皆为“仁体”之发用，即皆随道之所至而发其用。从《周易》哲学中乾坤二元之关系可知，熊十力之“翕辟成变”说只看到了乾之始生之性，而忽略了坤之终成之性；而陈来先生对“翕”的重视，则只看到了坤的终成性，而忽视了乾之始生性。从《周易》哲学的角度来看，先儒及当代学人之说，皆未将“仁”之本体地位真正确立起来，对其发用之阐发亦随之而出现纰漏。今人提出的“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社会儒学”、“制度儒学”等，都应该在对仁本体及其发用有所体认之后，才不会偏离儒家思想之根本所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翟奎凤教授发表了《先秦人文神明观与宗教及人类共同伦理》的论文，他指出，在中国先秦，“神”这一思想范畴经历了由外在人格神，向逐渐德性化、人文化和主体化的转变过程，形成了一种以《易传》为代表的富有理性精神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神明观。先秦人文神明观把握了宗教的实质性共相，《管子》“去私勿言，神明若存”、“虚其欲，神将入舍”等思想主张，与西方神学家艾克哈特所提出的通过“自我舍弃”来达成与上帝内在合一的开放宗教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先秦经典中的道德、礼、仁、诚等德目的根本精神，特别是荀子所强调的“积善成德，神明自得”的思想智慧，对我们今天探索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黎子鹏副教授做了《索隐派易学：清初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诠释》的论文，他指出，清初，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来华，对《易经》进行研究，积极从《易经》中索寻弥赛亚的预言，宣称中国古代圣贤早获上帝之启示，故被其同侪归类为索隐派。白晋完成了十几篇《易经》的注疏，借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解读卦象及推演义理，促成了《易经》与《圣经》较深入的对话。他以其中的《易稿》为研究对象，考察文本的诠释角度，审视白晋如何为《易经》注入全新的意义。

北京行政学院陈欣雨老师发表了论文《白晋索隐易学中的女性形象》，她指出，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其索隐易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女性形象。他结合中西经典文本《易经》与《圣经》，不仅在《易经》具体卦爻中重塑《圣经》人物圣母玛利亚、夏娃等，将“帝乙归妹”之“妹”与玛利亚、“不贞之女”与夏娃相对应诠释，以吉凶、先天后天等范畴统和中西善恶观。并进一步将中华传统神话人物女娲纳入到易学的诠释体系中，并以其造人之功与西方造物主相等同。白晋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的神话化处理不仅将《易经》纳入到了西方神学的义理结构之中，亦反映出女性在其信仰与异质文化的神学本土化尝试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民副教授发表了《<周易>“以劳释坎”辨析——兼论易学中文献实证与思想诠释之间的张力》。他指出，《周易》坎卦在命名之初曾被称作“盈”卦，取自坎卦九五爻辞“坎不盈”，“盈”与“褮”通假，“褮”在转写过程中讹为“劳”。“劳”卦的名称在帛书《周易》、《归藏》及《清华简（四）》中得以保留。《说卦传》释坎卦为“劳”卦，正是基于坎卦“卦同名异”现象而做出的诠释，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坎——劳”问题反映了易学中文献实证与思想诠释之间的张力，启示我们当下的易学研究应实证与诠释二者兼顾，相资为用，自觉创新。

刚刚过世的易学前辈唐明邦先生的义女唐梦华（王继红）女士发表了《阐述<周易>“取象比类”的独特思维模式》的论文，她指出，《周易》是由象数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结合而成的古老的思想体系，最引入注目的是象数思维模式。此思维模式是借助于《周易》的卦象和爻象进行形象思维、取象比类、触类旁通、以发展理性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又分“取象比类”和“运数比类”两种思维途径。“取象比类”就是取八卦的卦象或它们象征的事物进行运思，实质上是借用某种直接形象作为诱导物，触类旁通引起联想，推导出相关结论，属于因象明理，着眼点在象，可称为象学；“运数比类”就是运用极数通变的思维途径，触类旁通引起联想，推导出相关结论，属于极数通变，着眼点在数，可称为数学。这两种思维途径都对我们中华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泛化，为中华民族所特有。

台湾太一道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黄胜得先生发表了《当代道教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文，他指出，“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这是道教发展的大契机。他的论文主要论述了何谓“道”、“德”，以及如何以道教的方式和理念来修道行德。太一道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倪木兰女士发表了《“太一”概念的解读与践行》，她指出，“太一”之名由来已久，并且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程中发生过重大且持续的影响。先秦诸子文献中即已出现“太一”之名，或作“大一”、“太乙”等。古文字“大”通“太”。随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出土发现、简文《太一生水》篇的释读诠解，“太一”话题又被人们屡屡重提。他们基于多年修丹的经验基础上，认为从心灵的成长而言，人们需要尊道贵德。“道”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总依据、总规律。“德”是“道”在事物个体中的体现。无论“道”还是“德”，从文字结构上看，都包含有“行”的涵义，可见，“道”和“德”都与人的践行密切相关。

美国易经学会会长段建华先生作了《宇宙,易经,与社会》的发言，他以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为例，说明“阴阳”太极体的此消彼长过程，他用18个字，9个词语，即"内忧，外患，灾难，探索，巩固，传承，发展，壮大，辉煌"概括180年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宇宙规律,就是易经的核心思想"阴阳"的此消彼长过程。

大连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文化研究院任国杰先生发表了《“学以成人”如何可能？》，他指出，当代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回答时代的重大关切。经济全球化浪潮裹挟着西方启蒙现代性席卷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实用理性带来的重大问题是终极实在的消失和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理论资源，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今年在北京召开当为一个契机。他让我在价值理性层面“学以成人”这个命题能够成立。

本次世界哲学大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也是参会人数最多的大会，在大会期间，国际易学联合会举办的多场“易学与比较哲学”圆桌会议，大力推动了易学的哲学化和国际化，以及易学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